龍川銀匠謝火龍造出紅色政權第一幣
“謝火龍，廣東省龍川縣人，銀匠出身。20世紀20年代初，他同本族兄弟謝榮光……為王佐的綠林軍鑄造了大量銀元。”在井岡山上的“紅軍造幣廠”里，有一塊展板這樣介紹道。
來自廣東的游客，總會驚喜地記下本省曾有這樣的人來這里為紅色革命發了光發了熱。而來自河源以及龍川縣的人，更是感到親切。
7月上旬，河源市政協一行人專程到井岡山拜謁了井岡山造幣廠，查找了謝火龍的相關史料。
謝火龍，是紅軍第一個造幣廠的技術總監，在他的帶領下，造幣廠仿制了大量的銀元流通于市，使紅軍在嚴密封鎖中緩解了給養困難。
謝火龍的名字出現在井岡山，一直以來只有少數人知道，漸漸被廣泛傳知是從11年前——2007年“七一”前夕起，是龍川縣龍母鎮洋田村謝水榮在單位組織的一次旅游活動中發現的。“這是本村的前輩！”這一發現，讓謝水榮激動不已，馬上告訴了堂弟謝偉強兄弟。謝偉強正是謝火龍的曾孫。
這一事情被河源的媒體得知，一篇題為《“我家曾祖竟是紅色銀匠”》的報道，讓謝火龍的名字重現，被河源人廣知。
生活無著，謝氏兄弟深山造假幣
20世紀20年代初，廣東龍川縣銀匠謝榮珍、謝榮光等兄弟數人，因生活所迫，遷居到井岡山東南面的邊遠山區湘州東坑村開基定居。在兵荒馬亂、盜匪橫行的年代，為了防身、不受人欺侮，他們練拳習武，有一身好武藝，更有一身好技藝——制作銀器、仿做“花邊”。這樣的人本是兵或匪要拉攏的對象，但他們沒當兵，也沒做匪，在上東坑獨戶人家修廣源家中辦起了一座小型的造幣廠，從一開始的只有謝氏兄弟數人，后來逐漸增加到十余人。
謝家造幣廠所用的工具非常簡單，主要是些風箱、火爐、鐵砧、鐵銫、熔銀甌、沖壓碓石、沖壓架等，造幣的原料主要是銅板和銀器或銀制首飾等，以造假銀元為主。開爐一次，就可以鑄成四五百“銀元”。
謝火龍以此為發家手段，四處廣收銅板，加以少量銀質，造出了大量“銀色銅”假銀元。他們并不在當地使用，而是雇人悄悄地販運到粵、湘、贛邊遠山區銷售，或交換其他物品，獲利頗豐。官府發現后，下令取締并通緝謝火龍。
偌大的贛粵邊境，哪里不能躲？謝火龍又將“花邊廠”轉移到永新縣牛田村繼續生產。謝火龍情商也挺高，造幣期間，謝氏兄弟很注意與當地人搞好關系，有時，也用幾塊制作出來的銀元接濟貧苦農民，有親戚朋友來，也會送上幾塊銀元。
王佐在井岡山拉起隊伍，他得知謝火龍兄弟有這樣一門絕技后，非常感興趣，派人把他接上了山，專門鑄造“花邊”供他使用。直到1927年10月下旬，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王佐才停止了假“花邊”的生產。
假的始終會露餡。官府發現了假“花邊”，便下令取締造幣廠并通緝捉拿造幣人員，謝氏兄弟只好將造幣廠轉至永新縣牛田村，繼續干了1年。后來官府查緝得太緊，他們便暫時收手，回湘州務農去了。
毛澤東派人請謝火龍再度出山
中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起來后，紅軍的糧餉、給養主要是靠打土豪來解決，每打下一個縣城或占領某一個地方，都要發動群眾開展打土豪籌款子運動，將土豪的浮財分給貧苦農民，把銀元和金銀首飾等沒收歸公。朱德、毛澤東兩支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后，紅軍繳沒的東西越來越多，所獲銀元可直接流通，但銀器首飾卻無法“花出去”。同時，經費開支隨紅軍人數增加而劇增，加上敵軍對根據地嚴密的經濟封鎖，從而造成紅色割據區域內的經濟給養十分困難，現金和日用品奇缺。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一文中，提到當時在士兵間流行著這樣一句諺語：“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
當紅軍得知湘州的謝火龍、謝亞五、謝亞秋等人會鑄造銀元的消息后，1928年5月初，毛澤東派人與謝氏兄弟取得了聯系，五斗江戰斗一結束，即請謝氏兄弟上山。
當時選擇在上井村鄒甲貴的家里辦起了紅軍造幣廠，給謝氏兄弟做助手的，是跟隨秋收起義部隊上山的湖南水口山鉛錫礦工人。隨后，謝氏兄弟開始大規模鑄幣。
為了便于生產，造幣廠還分別在上井的牛路坑和茨坪設有粗坯加工車間，鄒家是最后沖壓銀元的地方。謝氏兄弟再也不用為原料犯愁，因為領導和管理紅軍造幣廠的是湘贛邊界特委委員、紅四軍三十二團副團長王佐，并負責提供造幣原料、調配工作人員、銀元管理等。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以后，造幣廠歸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領導。
在現今的“紅軍造幣廠”景點里，我們看到了陳列在里面的各種作為制造銀元的首飾，有繁復的頭飾、一圈圈的頸飾，還有個頭很大的長命鎖，旁邊一個說明牌標明此為“打土豪收繳的銀器”。
1928年7月，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防務委員會成立，王佐為主任，負責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防務和后方的各項經濟建設工作。從此以后，紅軍造幣廠就直接在防務委員會的領導、組織下開展生產。
“工”字銀元在根據地內流通
紅軍造幣廠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紅軍給養問題，因此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都非常重視造幣廠，經常到造幣廠視察。1928年5月下旬，他們3人陪同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視察了上井造幣廠。作為直接負責人，王佐也經常到車間檢查。王佐下令造幣廠在所造的每塊墨西哥版鷹式銀元上都沖上一個“工”字，以示此幣乃工農群眾自己的貨幣，與官府所造的銀元相區別。
然而這種打了“烙印”的銀元，究竟能不能流通？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上記載，“工”字銀元流通到市場后，開始商人和群眾不敢用，因“工”字銀元雖貨真，系純銀，但技術方面畢竟比較粗糙。
見此情況，各級蘇維埃政府便開展了大力宣傳，使用的人便多了起來。對此，當年紅四軍軍需處處長范樹德回憶說:“我們曾經制造過銀元，那種銀元是用首飾上的銀子，如銀手鐲、銀戒指等為原料的，制造成的銀元不是‘袁大頭’，現在很多人未見過。它不是平的，是一個凹形的，用鋼印沖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樣，我們將它等同于‘袁大頭’發給部隊使用。開始時，當地人特別是根據地外的人看到這種銀元生疏得很，在市場上使用很不習慣，有點不相信。但每經一些有財有勢的人，比如地主沖上一個字，這些人一見認為是真的銀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于是，我們就廣泛地進行宣傳。后來，當地人對這種凹形銀元信得過。”
此后，造幣廠“工”字銀元交給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財政部和紅四軍軍需處，財政部和軍需處則將這些“工”字銀元按50元一筒用油紙卷好,按規定分發給紅軍各級部隊、后方各工廠、事業單位及地方各級政府在根據地內流通使用。
杜修經在《四上井岡山》一文中寫道：“我們看望傷病員后，就來到另一個村子的小橋邊，那里有一個鑄銀洋的造幣廠，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們造出的銀洋，我還拿了兩個。毛澤東告訴我說，原來那里是造假銀洋的地方，那時只有一個墨西哥的模子。他還告訴我，原來王佐也在這里住過，造過銀洋。”
謝火龍傷重埋骨龍川
正當龍川的謝氏族人以為謝火龍兄弟已定居江西不再回來后，忽然有一天，謝火龍滿身血跡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受了傷，而且是槍傷，傷在肩膀。
1928年冬，謝火龍和族中兄弟正在造幣廠干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湘贛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發動第三次“會剿”,紅軍造幣廠先后遷往小井的金獅面崖洞和下井的桶缸山等地繼續生產。
1929年1月底，湘贛國民黨軍占領井岡山,紅軍造幣廠廠房被燒毀,工廠設施被破壞,工人也被沖散，造幣師傅謝火龍等被迫潛回廣東龍川老家，從此再沒回過井岡山。
受傷后的謝火龍，憑著一股求生本能突圍出來，朝著龍川老家方向，踉踉蹌蹌走了一個多月才回到家鄉。
對這段鑄幣經歷，謝火龍對家里人閉口不提，只說是被匪所傷。過了大半年，缺醫少藥、槍傷過重的謝火龍死于家中，時年尚未到50歲。死前，他叮囑家人將他葬在陳姓村民山嶺上，墓不立碑。后人揣摩他遺囑的用意，應是怕連累家人和族人、村民，才不把自己在井岡山上為紅軍造幣的事講出來。
雖然謝火龍如此低調，但紅軍沒有忘記他，也沒有忘記他的族中兄弟們。
在現在的紅軍造幣廠里，謝火龍的名字出現了好幾處。他沒有像謝官龍一樣留下照片，但有一張畫像，被放得大大的。在謝火龍的簡介里，最后一句話是：“謝火龍在撤退時被沖散后下落不明。”
1998年12月，修復紅軍造幣廠遺址時，出土了謝火龍等當年使用的火爐、大小鐵鉗、大小鐵錘、銀元壓模等，還有一批銀元、銀毫子、銅板，以及還沒來得及處理的銀手鐲、首飾等。
今天，造幣廠除陳列以上實物外，還有當初造幣的大量照片、粗坯、放大的“工”字銀元模型，為研究紅軍時期的鑄造和貨幣發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造幣廠的展板上，這樣總結了當年紅軍造幣廠的意義：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最早的造幣廠，它鑄造的“工”字銀元，是紅色政權發行在革命根據地內流通的第一批貨幣，幫助根據地軍民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歲月；它的建立，開了共產黨領導造幣事業的先河，為后來紅色政權乃至人民政府造幣事業的發展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為此，井岡山五指峰曾作為百元鈔票的背景圖案。
“工”字銀元溝通了紅色區域內外的貨幣流通,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為繁榮集市貿易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湘贛兩省內擴大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的政治影響。中華蘇維埃工農兵政府成立后,便發行蘇區鈔票。這在造幣廠的展板上，也有詳細介紹。
直到前幾年，謝火龍的子孫還收藏有當年的“工”字銀元。每至祭祖時，謝火龍的多名孫輩、曾孫及玄孫輩，仍在繼續給他掃墓。
（本文資料主要來源：《中國共產黨遂川歷史第一卷1919-1949》、《印刷職工運動資料》第三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等。）
文/ 圖 本報記者 凌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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