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開封城的變與未變（上）
開封城——開封歷史的一面鏡子。數千年來，它從無到有，屢損屢建，在千變萬化的天地自然和人文環境中，歷經滄桑巨變與盛衰榮辱。歷史上開封城經歷的“變”是絕對的，但是局部的或某些方面的“未變”也是相對存在的。時至當代，開封城墻早已被列入國家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屬于開封也屬于全國的一件瑰寶。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社會價值的升值空間更將被無限打開，而探討研究開封城的意義也就愈顯重要。
王賁水灌大梁城——
由中原名都到“大梁之墟”之變
要講開封城，需要從戰國時期的魏國大梁城說起。戰國初期，率先強盛起來的七大諸侯國之一的魏國，占有了中原地區廣闊的土地。為了加強對中原土地的控制并圖謀更大發展，魏惠王于公元前364年將國都從安邑（今山西夏縣北）遷至位居中原腹地的儀邑，改稱大梁。遷都后，魏惠王組織修鑿鴻溝，溝通東西水陸交通；努力發展農業和手工業，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大規模營建新都，促使大梁城在短短十多年內便發展成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中原都會。
魏國于戰國后期逐步走向衰落，多次遭受強秦的攻擊，喪失了西部的大片國土。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將王賁率軍圍攻大梁。大梁是有名的“七仞之城”。魏國大夫須賈早有預言，“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即使是“湯、武復生，不易攻也”。果不其然，魏國軍民利用高大堅固的城池與秦軍展開了持久而慘烈的攻防戰。
秦軍久攻大梁不克，王賁遂用“以水代兵”之計引河水灌大梁。大水圍城長達3個月，終致大梁城墻坍毀，魏國滅亡。《史記》記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王賁淹灌大梁城利用了鴻溝引入的黃河之水。當時的黃河在大梁之西百里開外，河水是先經鴻溝流入圃田大澤，再流入大梁周圍。土筑城墻經不起大水的長期浸泡，可見此次大梁城毀壞全然是人為之禍，不存在黃河自然決溢和黃沙淹埋的問題。
大梁城毀，城內大批人口或死或逃，繁華都市變成了“大梁之墟”。數十年后，當漢文帝封其子劉武于大梁，劉武尚“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再其后，司馬遷為編修《史記》，走訪“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司馬遷訪問夷門的目的是為了追尋當年大梁東城夷門的“看守小吏”，即助信陵君“圍魏救趙”的侯嬴之跡。他知道，夷門尚居住著知情的大梁遺民后裔。
大梁是今日開封土地上建立的第一個較大城池。雖然僅存100多年，但它的歷史影響深遠。700多年后，在這塊土地上再度崛起的中原重鎮汴州與曾經的中原名都大梁有著難以割舍的文化傳承關系。
大梁城的位置，根據近年開封市考古成果證明，其址與今開封城部分重合，位置稍偏西北。也就是說，大梁城與李勉所筑的新汴州城大致處于一地。由于時間久遠，位置不盡相同，二城并不存在“城摞城”的關系。
由浚儀縣、陳留郡到
汴州城三治一體的演進
大梁城毀，昔日的中原都會不可能再作為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代替它的僅是一個普通縣邑——浚儀。浚儀縣治設在廢都大梁的什么地方？據《水經注》卷二十二載：浚儀“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由此可知，浚儀縣治設置于“大梁之墟”的夷門一帶。夷門是原大梁城的東門，因緊挨夷山而得名，這里地勢較高，王賁淹城未被浸及。浚儀縣歷經秦、漢、魏、晉、南北朝600余年，長期保持縣域規模，置縣基本未變。盡管浚儀僅為普通一縣，但其所處地理位置優越，又有名都大梁的文化傳承，曾建有一座規模可觀的縣城。由于時間久遠，雖知其城址埋在今開封城下深處，卻難以探尋。
縣邑浚儀難當重任，取代大梁地位的是西漢崛起的陳留。陳留原是秦滅魏后設置的一縣，位于大梁之東40余里處（遺址位于今祥符區初劉村一帶）。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于陳留設郡，轄縣17個，陳留遂成為繼大梁之后的地區中心。《陳留縣志》稱，西漢時“陳留既大郡，而首邑為名都，實封爵衣冠、人才禮樂之所聚，蓋極盛矣”。相傳陳留建有皇帝行宮，表明其城市地位的顯赫。漢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于陳留郡設濟陽國，行郡國并置體制。東漢至魏晉，陳留國或存或廢，變化不一。東晉十六國時期，戰亂頻仍，陳留郡歸屬無常。
公元4世紀初，后趙石勒曾將陳留郡治置于浚儀縣。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再次將陳留郡治置于浚儀縣，自此奠定了浚儀由縣治升為郡城的基礎。東魏天平初年（公元534年）于浚儀置梁州，陳留、開封、陽夏三郡歸轄，標志著浚儀由郡城提升為規格更高的州城。北周改梁州為汴州，確立了浚儀縣、陳留郡和汴州三治一體的城市格局。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開封縣治遷入汴州城，與浚儀同為附廓首縣。
陳留郡、開封縣原位于汴州城附近，二者先后歸轄汴州，治所移入汴州城，擴大了汴州的行政管轄范圍，對汴州城的發展壯大起到了助推作用。原有之郡、縣規模難以適應汴州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推測在隋朝前后，修建了超越郡、縣規格的州城（汴州舊城）。汴州舊城被后來的李勉新城所覆蓋，其址今也難以探尋。
隋唐之際，伴隨著大運河的進一步疏通，汴州的水陸交通更加便利，交通樞紐的輻射作用顯現，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汴州城逐步上升為中原重鎮。
李勉新修汴州城是
千年開封城的奠基之作
進入唐朝，汴州的城市地位得以穩步提高。“安史之亂”發生后，位居中原腹地的汴州城成為各地軍閥爭奪角逐的戰略要地。唐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宣武軍移治汴州。進入晚唐，汴州常以10萬大軍駐守，成為重要的“王室藩屏”之地。汴州扼東南漕運之咽喉，成為黃淮之間重要的軍事重鎮和地區行政中心。唐朝統治當局深感“汴州城隘”，意欲新修。
修筑新汴州城的重任落在了時任汴州最高軍政長官——李勉的肩上。李勉是唐朝宗室、鄭王李元懿曾孫、岐州刺史李擇言之子。早年曾任開封縣尉，后任監察御史，累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部尚書、封汧國公；后出任永平軍節度使、汴州節度使等，加封同平章事、檢校左仆射。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勉開始修筑新汴州城，工程歷時兩年多完工。據《北道勘誤志》等文獻記載，李勉的新汴州城周回20里155步，開設城門7座，并首次把汴河圈入了新修城內。煥然一新的城池形狀南北略長、東西稍短，略向東北——西南傾斜，規模大且堅固。李勉把節度使衙署設在城內北部，周圍筑起周長約4里的城墻，后來成為五代及北宋王朝的宮（皇）城所在地。
李勉新筑汴州城進一步提升了汴州作為中原重鎮的地位，確立了汴州的城市規格。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就是看中了汴州的地理優勢和城市聲望，才率大軍把剛剛建好新汴州城的李勉趕走，在此叛唐稱帝。李楚政權雖曇花一現，卻是五代之際汴州替代長安、洛陽都城地位的一次預演。
唐朝后期，汴州人口快速聚集，加之常有大軍駐扎，總人口已近30萬。汴州城人口的增加速度超過了同時期的揚州，成為當時的特大城市。由于人口密度大，城區出現了嚴重的居民侵街現象。過去在都城長安、洛陽長期實行封閉的坊市制度，如今在汴州則難以維系。進入五代，后梁朱溫率先以汴州為都，使之成為北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城市地位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聚集，為后周柴榮修筑東京外城埋下了伏筆。
李勉的新汴州城奠定了后世開封城的框架格局，對后世開封城的發展影響深遠。當代開封考古界經過多年的勘探發掘，證明李勉汴州城城基與宋內城城基大致重合，大部分疊壓在今明清城墻之下，其中東、西兩墻分別與今開封城的東、西城墻基本重疊。通過對城池西墻馬道進行發掘，發現唐代汴州城城墻殘體疊壓在宋內城墻體之下，距地表深10米左右，探得墻體殘寬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
由北宋東京三城到
金朝南京三城的傳承演變
外城 五代后梁于汴州建都，經過幾十年發展，到后周年間，李勉修筑的汴州城已不能適應作為都城的社會經濟和人口發展的需要，加筑東京外城（羅城）勢在必行。顯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柴榮下令修筑東京外城。新修的東京外城墻體使用了滎陽虎牢關之土，經過版筑，十分堅固。東京外城規模達48里233步，高大雄偉，奠定了北宋東京城的架構體系。
北宋東京外城于神宗年間擴修后，周長達到50里165步、高4丈、寬5丈9尺；設立有13座城門和7座水門。外城的平面近方形，南北長15里、東西長14里。環繞外城筑有寬30多米的壕溝。有文獻形容外城“其高際天，堅壯雄偉”。高大寬廣的城池與繁華的城市經濟、眾多的城市人口相映生輝，成為“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的世界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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