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潭商丨潭商精神（一）：實干興邦 薪火相傳
湘潭新聞網9月25日訊（湘潭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高雅 實習生 徐宗瑤）1902年，從日本駛來的郵輪上，一位留著八字胡須、身形干瘦的青年，正趕回他久別的國土。在郵輪上，青年知道北平遭遇八國聯軍侵略，哀鴻遍野，苦不堪言，“這是我愛的祖國嗎？”青年想著，神情更加凝重了。
這個青年正是實業家、后來為革命而犧牲的禹之謨。在投身革命之前，禹之謨選擇的是實業救國的道路。1902年春天，他先在安慶設立阜湘織布廠，后返回湘潭創辦湘利黔織布廠（江西會館內），實踐其實業救國的主張。正是在他的帶動下，清代末期湖南用織機紡織的工廠共有4家，全部集中在湘潭，湘潭因此成為了晚清花紗布紡織中心。
無獨有偶，和禹之謨選擇同樣的救國興邦道路的還有湘潭愛國實業家梁煥奎。梁煥奎曾說：“現在國家之所以貧困，弊病就在不重視工商業，要搞工商就沒有比采礦更重要的了。”于是，梁煥奎在1908年成立的華昌煉銻公司，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也最成功的西法采煉一體化的銻業企業，曾經達到了世界水平。華昌公司鼎盛時期年上繳稅收，超過湖南省稅款總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華昌公司招收大量的工人，他們中相當一部分秘密加入會黨組織，參加革命活動。
一代代湘潭商人的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標簽：實干興邦。隨著湘潭商界經濟實力的增強，立憲派、革命派的斗爭，使湘潭商人們的民主意識、階級意識開始覺醒。他們覺得在國家民族處于危急關頭時，自己有責任站出來，一方面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發展工商業，與國外的商業競爭，使國家富強。比如1911年成立的“免圖自治，以鞏固民國基礎”為己任的民國議事機構——湘潭城議事會。議事會議員是由湘潭城鄉的有產者選出的，除富豪紳士、去職在家的官吏外，主要是商界代表。比如：十三總“徐鈺昌”號的徐運錦、錦灣（今窯灣）“瑞豐昌”號的何邦達等。議事會通過了很多的決議，為湘潭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帶來了新的氣象。湘潭的商人特別是在興辦教育、組織留學日本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02年，梁煥奎任湖南留日學生監督員，“為之捜遺才，為之典考試，為之定膏火，為之理征裝。”選拔出200余名高才生留學日本。1903年初他還親率楊昌濟、陳天華、劉揆一、朱德裳、楊鈞等35名湘人學子東渡扶桑。1903年3月，新興教育事業開拓者、湘潭人胡元倓創辦了湖南明德學堂，他自任監督（即校長）。從此把教育事業作為“磨血事業”，而自己就是“磨血之人”。1905年，禹之謨在長沙創辦湘鄉旅省中學堂（今湘鄉市一中）和椎一學堂（今湖南廣益中學），被推為湖南商會會長和教育會長。
湘潭文史研究專家張作奇告訴我們，湘潭重商思想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巧文以利”、重商重利的雙重文化觀念。楚國重商重利的觀念，潛移默化，深入人心。所謂“楚國之教，巧文以利”，深刻揭示了楚人言其利計其功、瑰麗務實的雙重文化取向。迄秦漢至隋唐，湘潭偃騫蟄伏千年，到馬楚一反中原賤商抑商的傳統，以工商立國，一時湘潭棄農、棄文從商者眾，富室大族接踵繼起，以易俗河為支點的市場網絡遂告建立，初步奠定了湖湘商貿中心的基礎，一改北阻洞庭、南絕五嶺，刀耕水耨的落后局面。明清兩代進入巔峰，首次超過長沙，成為比肩漢口的江南商業巨鎮。宋代胡安國、胡宏隱居湘潭碧泉，開湖湘學派緒端，其言經世、務實、功利，與楚“巧文以利”多有契合。1592年（明萬歷二十年）舉進士、官居工部營繕司郎中的張嘉言，更是主張工商皆本，后棄官從商，累家鉅萬，富跡遍及湘潭；其子張燧所著《千百年眼》，被日本學界推崇為“千載識鑒”，被江浙一帶奉為商界的《孫子兵法》。曾國藩的經世、洋務思想等等，無不是以務實求利的楚文化為淵藪，繼跡前賢，發揚光大。從中不難看出薪盡火傳的承繼軌跡以及對湘潭歷代社會經濟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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