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海市】詹耀良：改革開放給了我騰飛的翅膀
人物名片
詹耀良，祖籍臨海白水洋鎮界嶺村。現任香港詹氏企業有限公司、香港華峰企業有限公司、金邦香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臺州耀達集團有限公司、臺州耀達置業開發有限公司、臺州耀達國際大酒店、黃巖耀達國際大酒店、溫嶺耀達國際大酒店董事長。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浙江省商會副會長。浙江省政協八屆、九屆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十一屆常委，臺州市政協常委。
一
我于1946年在上海出生，父母都是浙江臨海人。上世紀30年代，我父親就在上海辦了手套工廠，1948年又來到香港開辦手套工廠。1950年，我隨母親遷居香港。1958年，由于經濟周轉問題，工廠停止營業。家里兄弟姊妹眾多，生活很艱苦。長兄榮良也出去打工，我因為年幼，只能跟隨父親到家庭作坊加工生產。直到1968年，我和哥哥榮良又重新做起一家有一定規模的手套廠，也獲得成功。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正處制造業鼎盛時期，我們生意一路看漲，手套廠也日益擴大。
1978年，改革開放的消息很快傳到香港。1979年，在港寧波籍的朋友邀請我一道去廣州參加寧波市招商活動，我第一次回到內地，當時還是從香港坐飛機飛到廣州參加會議。這次會上，我和寧波外貿局聯系了來料加工事宜。當時香港各行各業都發展很快，造成人員大量不足，生產有一定壓力。我萌發了到內地尋找發展機遇的念頭。1980年，我受寧波外貿局的熱情邀請，到寧波投資手套廠，做來料加工生意，這也是我30年來第一次到浙江。當時家鄉臨海統戰部、僑辦的領導來寧波找到我，邀請我回家鄉看看，做些投資。正是改革開放初期，我能真切感受到他們對于改變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作為一個在外多年的游子，我看好內地未來發展，覺得當時正是反饋家鄉的時候。
次年下半年，我便一個人從香港坐飛機到杭州，再轉車到臨海。當時交通十分不便，從杭州到臨海要翻過兩座大山，汽車足足開了9個小時才到。1981年下半年，我在家鄉辦的臨海手套廠開張了。臨海地處浙江南部山區，不僅交通不便，當時通訊和物資也極度匱乏，生產手套的所有工具，包括針線，甚至一張貼紙都要從香港運過去，而且內地的通訊還依靠打電報，如果從香港打國際電話去臨海很難接通，說話需要喊得很響對方才聽得到，好像吵架一樣。香港的同事和朋友都覺得很難理解，這樣的情況下，我怎么還會去內地投資。
雖說回鄉投資過程十分艱難，但好在內地人力充足，生產成本低，因此生意一路擴張。我的手套工廠在那時的臨海頗有名氣，很多人都愿意進來工作，就連縣長也經常帶客人前來參觀。
但是，隨著我們出口貿易大幅增長，浙江的工廠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產量不能滿足公司訂單需求。1987年，我將香港工廠整體搬遷到廣東東莞大朗鎮，在那里建了2萬平方米的廠房，后又擴建了5萬平方米，職工最多時達到三千余人。
在內地的投資不僅推動了本地經濟發展，提供了就業機會，也讓我有了每年回鄉走走看看的機會。當時臨海只有集體企業，工廠設備落后。不過，從1985年開始，內地就陸續出現“個體戶”的經營模式。借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和著名企業家明丕白合資創辦了當地第一家合資工業企業——臨海有機玻璃廠，主營紐扣業務，小紐扣贏得了大市場，產品遠銷海外。這家玻璃廠正是知名上市企業偉星集團前身。
二
到家鄉走得多了，我發現，雖然當地經濟有了發展，但教育方面特別是學校硬件軟件仍然落后。
記得1983年的冬天，那是我第一次回到老家臨海白水洋界嶺村尋訪。由于剛下過雪，天氣很冷，孩子們沒有保暖的鞋子，過坑坑洼洼的泥地時，都是踩著自己做的木蹺走路。當我來到村里小學時，眼前的情景讓我很吃驚。簡陋的小屋沒有窗戶，冷風直吹著正在上課的孩子。因為天氣太冷，孩子們抱著從家里帶來的炭爐取暖。這對我觸動很大，我心想，要是捐助一些錢，就能改善孩子們的學習環境。
第二年年初，我給界嶺村捐助了10萬元港幣，希望村里能夠蓋一所像樣的學校。1985年下半年，學校建成了，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為志山小學。落成那天，我帶著年幼的子女一起參加落成典禮。我對7歲的兒子說，你大學畢業后要來這里教幾年書。雖然兒子大學畢業后沒有來志山小學教過書，但在當時，我真的希望自己以及家人能為改變家鄉獻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小學落成后，當地的村民都很高興，孩子們有了整潔明亮的教室，這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大事。
臺州中學是臺州最頂尖的中學學府，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大學生。可在上世紀90年代，學校都沒有一棟像樣的教學樓，校舍十分破舊，于是我決定捐贈100萬元為學校建一棟教學樓。教學樓很快建成，同樣以我父親名字命名為志山教學樓。
就這樣，我陸陸續續地向家鄉的學校捐了2000多萬元。
三
上世紀90年代，臺州發展速度加快，各地招商引資的力度加大不少。我和好友區達雄先生認為是時候加大在家鄉的投資力度，便計劃著帶些資金回臺州繼續發展。
1993年，我參加了臨海市政府在廣州的招商會。臨海招商團的領導與我見面，他們告訴我臨海市政府想另找地址新建大樓，將原先老的政府所在地賣掉。市政府大樓地處臨海中心地段，我預見將來定大有所為。
當天，我就和臨海市政府簽下購買協議，以每畝100萬元（當時臨海房價僅幾百元一平方米）購得臨海老市政府所在地的23畝土地的使用權。這件事傳回家鄉臨海，轟動一時。
1995年尾，臨海市新政府大樓啟用。當時整個臺州都沒有一個上規模的商場，我覺得經濟發展了，市民必然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一家大型商場必不可少，于是我和區達雄先生很快便決定，用這塊土地為家鄉建一座像樣的商場。
建商場在當時絕對是個讓其他人匪夷所思的想法，我再次受到來自身邊朋友的質疑和反對，就連頗有商業頭腦和眼光的明丕白先生也跑來質疑我，這么大的商場做多少生意才能盈利？我說，日營業額20萬元。他十分驚訝，認為一天銷售20萬元根本就是天方夜譚。不過，我看到整個臺州的經濟發展，還是決定冒這個險。
就在質疑聲中，耀達商場落成了，首層面積1萬平方米，當時在浙江算最大。1998年底，商場開門迎客。開業第一天，臨海萬人空巷，商場內外人山人海，場面十分壯觀。商場第一年營業額達六千萬元，春節期間日營業額更是到達100多萬元。如今，耀達百貨已成為臺州家喻戶曉的品牌。
上世紀90年代末，臺州城市面貌依然落后，沒有像樣的高樓。臺州市政府希望能夠規劃一家四星級酒店，而我提出，中國需要發展，臺州商貿往來也會越來越頻繁，不如一步到位，造一家五星級酒店。
耀達酒店2000年開始規劃，造價成本近六個億，因地處新區，銀行也不敢融資，我只能從香港帶著真金白銀到臺州，我投入這么大的資金，希望能夠為臺州打造一家地標性的酒店。酒店于2005年正式開業，剛開業時生意不算太理想，但在穩扎穩打的經營下，一年好過一年，四五年后，便開始有了盈利。
時至今日，我在內地創辦了18家企業，包括三家耀達百貨公司、三間耀達酒店和一家手套工廠，總投資約25億元，創造了五千多人的就業崗位，2017年上繳國家稅金1.3億元，而且，我在家鄉投資獲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再投資。雖然我的企業規模都不算很大，但我認為對家鄉發展有一份貢獻，有一份愛鄉的情懷。
四
1997年香港回歸后，當地很多人對回歸仍有疑慮，“愛國愛港”的聲音很弱小，我們覺得是時候站出來擴大“愛國愛港”的力量和聲音。1998年，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簡稱“浙聯會”）成立，創會會長是李達三博士，我作為主要創辦人之一加入，從此各市級同鄉會都在“浙聯會”帶領下開展工作，包括組織香港各界參訪團，回到浙江各地參觀考察，為香港浙商回鄉投資創業牽線搭橋，在香港舉辦各類推廣浙江的文化藝術活動等。
2015年起，我接任“浙聯會”會長。我認為，社團不能只限于聯誼，不僅要積極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為“愛國愛港”力量發聲，更要做好兩地民間交流的“彩虹橋”，尤其是青年之間的交流。我時常往返于兩地，切實地感受到內地，尤其是浙江近年的發展；我也認識了許多優秀的浙籍青年，選擇到香港學習工作。我真心希望兩地青年能夠更多了解，締結友誼。今年，作為團長，我組織了“青春飛揚·2018香港青年浙江行”活動，帶領近千名香港青年到浙江參觀考察，看到青年們收獲頗豐，我也異常高興。
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正是我回鄉投資創業，事業不斷發展的40年。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決策，我是托改革開放的宏福，當年我在香港打下基礎，卻在內地發展成功。改革開放給了我一雙騰飛的翅膀，也讓中國經濟復興，讓世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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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于1946年在上海出生，父母都是浙江臨海人。上世紀30年代，我父親就在上海辦了手套工廠，1948年又來到香港開辦手套工廠。1950年，我隨母親遷居香港。1958年，由于經濟周轉問題，工廠停止營業。家里兄弟姊妹眾多，生活很艱苦。長兄榮良也出去打工，我因為年幼，只能跟隨父親到家庭作坊加工生產。直到1968年，我和哥哥榮良又重新做起一家有一定規模的手套廠，也獲得成功。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正處制造業鼎盛時期，我們生意一路看漲，手套廠也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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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下半年，我便一個人從香港坐飛機到杭州，再轉車到臨海。當時交通十分不便，從杭州到臨海要翻過兩座大山，汽車足足開了9個小時才到。1981年下半年，我在家鄉辦的臨海手套廠開張了。臨海地處浙江南部山區，不僅交通不便，當時通訊和物資也極度匱乏，生產手套的所有工具，包括針線，甚至一張貼紙都要從香港運過去，而且內地的通訊還依靠打電報，如果從香港打國際電話去臨海很難接通，說話需要喊得很響對方才聽得到，好像吵架一樣。香港的同事和朋友都覺得很難理解，這樣的情況下，我怎么還會去內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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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我們出口貿易大幅增長，浙江的工廠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產量不能滿足公司訂單需求。1987年，我將香港工廠整體搬遷到廣東東莞大朗鎮，在那里建了2萬平方米的廠房，后又擴建了5萬平方米，職工最多時達到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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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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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陸陸續續地向家鄉的學校捐了2000多萬元。
三
上世紀90年代，臺州發展速度加快，各地招商引資的力度加大不少。我和好友區達雄先生認為是時候加大在家鄉的投資力度，便計劃著帶些資金回臺州繼續發展。
1993年，我參加了臨海市政府在廣州的招商會。臨海招商團的領導與我見面，他們告訴我臨海市政府想另找地址新建大樓，將原先老的政府所在地賣掉。市政府大樓地處臨海中心地段，我預見將來定大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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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場在當時絕對是個讓其他人匪夷所思的想法，我再次受到來自身邊朋友的質疑和反對，就連頗有商業頭腦和眼光的明丕白先生也跑來質疑我，這么大的商場做多少生意才能盈利？我說，日營業額20萬元。他十分驚訝，認為一天銷售20萬元根本就是天方夜譚。不過，我看到整個臺州的經濟發展，還是決定冒這個險。
就在質疑聲中，耀達商場落成了，首層面積1萬平方米，當時在浙江算最大。1998年底，商場開門迎客。開業第一天，臨海萬人空巷，商場內外人山人海，場面十分壯觀。商場第一年營業額達六千萬元，春節期間日營業額更是到達100多萬元。如今，耀達百貨已成為臺州家喻戶曉的品牌。
上世紀90年代末，臺州城市面貌依然落后，沒有像樣的高樓。臺州市政府希望能夠規劃一家四星級酒店，而我提出，中國需要發展，臺州商貿往來也會越來越頻繁，不如一步到位，造一家五星級酒店。
耀達酒店2000年開始規劃，造價成本近六個億，因地處新區，銀行也不敢融資，我只能從香港帶著真金白銀到臺州，我投入這么大的資金，希望能夠為臺州打造一家地標性的酒店。酒店于2005年正式開業，剛開業時生意不算太理想，但在穩扎穩打的經營下，一年好過一年，四五年后，便開始有了盈利。
時至今日，我在內地創辦了18家企業，包括三家耀達百貨公司、三間耀達酒店和一家手套工廠，總投資約25億元，創造了五千多人的就業崗位，2017年上繳國家稅金1.3億元，而且，我在家鄉投資獲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再投資。雖然我的企業規模都不算很大，但我認為對家鄉發展有一份貢獻，有一份愛鄉的情懷。
四
1997年香港回歸后，當地很多人對回歸仍有疑慮，“愛國愛港”的聲音很弱小，我們覺得是時候站出來擴大“愛國愛港”的力量和聲音。1998年，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簡稱“浙聯會”）成立，創會會長是李達三博士，我作為主要創辦人之一加入，從此各市級同鄉會都在“浙聯會”帶領下開展工作，包括組織香港各界參訪團，回到浙江各地參觀考察，為香港浙商回鄉投資創業牽線搭橋，在香港舉辦各類推廣浙江的文化藝術活動等。
2015年起，我接任“浙聯會”會長。我認為，社團不能只限于聯誼，不僅要積極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為“愛國愛港”力量發聲，更要做好兩地民間交流的“彩虹橋”，尤其是青年之間的交流。我時常往返于兩地，切實地感受到內地，尤其是浙江近年的發展；我也認識了許多優秀的浙籍青年，選擇到香港學習工作。我真心希望兩地青年能夠更多了解，締結友誼。今年，作為團長，我組織了“青春飛揚·2018香港青年浙江行”活動，帶領近千名香港青年到浙江參觀考察，看到青年們收獲頗豐，我也異常高興。
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正是我回鄉投資創業，事業不斷發展的40年。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決策，我是托改革開放的宏福，當年我在香港打下基礎，卻在內地發展成功。改革開放給了我一雙騰飛的翅膀，也讓中國經濟復興，讓世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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