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提單中法律適用條款的兩點思考
菲利公司在黃埔港以托運人名義，把裝有菲達廠貨物的兩只集裝箱裝上上訴人美輪公司所屬的貨輪，委托該公司承運。美輪公司為此給菲利公司分別簽發了一式三份記名提單。兩票提單均記載：承運人為美輪公司，收貨人為藝明公司，裝貨港為黃埔，卸貨港為新加坡，運費預付。上述貨物運抵新加坡后，買方藝明公司未依協議給菲達廠付款，卻在未取得正本提單的情況下，先后于1993年9月16日、9月17日致函美輪公司將兩票貨物交給其指定的陸路承運人，并保證承擔由此可能產生的任何后果。新加坡港務當局證實，這兩票貨物已分別于1993年9月16日、17日交付放行。
上述兩票貨物提單背面的首要條款均規定：貨物的收受、保管、運輸和交付受本提單所證明的運輸協議的條款調整，包括……（3）美國1936年《海上貨物運輸法》的條款或經1924年布魯塞爾公約修改的1921年海牙規則生效的國家內一個具有裁判權的法院裁決因運輸合同而產生爭端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1998）交提字3號
一審、二審法院均將該案認定為侵權之訴，故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應受侵權法律規范的調整，而不受雙方原有的運輸合同約束，從而選擇適用了我國的法律作為準據法。
美輪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理由是：一、本案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之訴，而非侵權之訴；二、本案所涉記名提單的首要條款明確約定：因本提單而產生的爭議適用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或海牙規則，即有法律適用條款。對于美輪公司的上訴，菲達廠對此也認為本案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之訴，但是對于法律適用條款的理解卻與美輪公司不同，菲達廠認為：本案提單的背面條款約定適用海牙規則或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這是雙方當事人自愿約定，合法有效。但是這兩個法律，對于承運人憑提單副本即可交貨是否合法的問題都沒有規定或沒有加以明確規定，因此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承擔。在這種情況下，對本案適用中國法律和有關的國際航運慣例，就成為唯一的選擇，故一審、二審法院最終適用的準據法并無錯誤。
本案歷經三個階段，而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很值得研究，例如本文將探討的關于準據法的確定問題。在上述三個階段中就出現了兩次分叉。第一次，出現在識別階段，是侵權與違約的選擇困境，一、二審界定為侵權之訴，最高院界定為違約之訴，由于涉案民商事法律關系性質識別不同，最終指向的準據法自然也會不同；第二次，出現在查明階段，當事人對準據法范圍的界定不同，美輪公司認為約定的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包括與其相關的《聯邦提單法》，菲達公司則將準據法作狹義的界定，認為只包括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本身。
1識別階段法律性質界定的困境
識別階段法律性質的不同界定將導致確定的準據法會有不同，例如本案中，就涉及到了違約與侵權之訴的界定困境。而由于我國目前并沒有統一的、自成體系的侵權行為法，關于侵權責任的規范散見于各部門法中，并且法律規定交錯，很難判斷當事人提起的是侵權之訴還是違約之訴，而如何確定是侵權之訴還是違約之訴，不僅當事人難以區分且存在選擇上的困惑，對專業人士而言這也是一個棘手的難題。本案中，在識別階段，一審、二審之所以確定為侵權之訴，也是因為菲達廠是以侵害其所有權為由而提起，而再審時，雙方都認為本案是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無單放貨糾紛，從而最高院才認定本案屬于違約之訴。
假如雙方當事人沒有選擇或者對侵權、違約尚有爭議，個人也認為，本案宜認定為違約之訴，因為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存在記名提單，而提單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書面形式之一。交付提單項下的貨物，是履行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本案純屬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雙方爭議的焦點是，承運人在未見到正本記名提單的情況下，將提單項下的貨物交付給提單記名的收貨人，是否符合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約定。這不同于在沒有合同約定的情況下，承運人不見正本提單而放貨，使貨物所有人物權遭受侵害的侵權糾紛。
2準據法范圍的界定
本案所涉記名提單的首要條款明確約定：因本提單而產生的爭議適用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或海牙規則。由于雙方對于約定的準據法范圍界定不同，從而在查明階段又出現了分歧，而對此問題，最高院的論述是這樣的：
由于海牙規則第一條規定，該規則僅適用于與具有物權憑證效力的運輸單證相關的運輸合同。本案提單是不可轉讓的記名提單，不具有物權憑證的效力。并且，海牙規則中對承運人如何交付記名提單項下的貨物未作規定。因此解決本案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不能適用海牙規則，只能適用美國1936年《海上貨物運輸法》。美國1936年《海上貨物運輸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該法中的任何規定都不得被解釋為廢除或限制適用美國《聯邦提單法》。因此，本案應當適用美國1936年《海上貨物運輸法》和美國《聯邦提單法》。
其實，由于每個國家的法律體系、法律規則不同，理論界對準據法范圍的界定本來就存在爭議，有主張應界定為具體的特定的實體法規，也有主張應落腳于某國相關的法律體系，而主張具體實體法規中，有存在具體范圍的理解歧義。從本案最高院的判決結果來看，我國司法實踐是傾向于前者，即落腳于具體的實體法規，在具體法規中，又將與該民商事法律關系相關的規定都納入查明范疇，例如本案，在適用美國1936年《海上貨物運輸法》確認涉及提單的法律關系時，只有同時適用與該法相關的美國《聯邦提單法》，才能準確一致地判定當事人在提單證明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中的權利義務。
（文章來源于“廣州仲裁委員會”（gzac_gziac）微信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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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輪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理由是：一、本案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之訴，而非侵權之訴；二、本案所涉記名提單的首要條款明確約定：因本提單而產生的爭議適用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或海牙規則，即有法律適用條款。對于美輪公司的上訴，菲達廠對此也認為本案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之訴，但是對于法律適用條款的理解卻與美輪公司不同，菲達廠認為：本案提單的背面條款約定適用海牙規則或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這是雙方當事人自愿約定，合法有效。但是這兩個法律，對于承運人憑提單副本即可交貨是否合法的問題都沒有規定或沒有加以明確規定，因此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承擔。在這種情況下，對本案適用中國法律和有關的國際航運慣例，就成為唯一的選擇，故一審、二審法院最終適用的準據法并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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