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在“根”上“動土”看睢寧鄉村振興
◎本報全媒體記者 王枚 通訊員 樊志海
土地是民生之“根”和發展之本，是老百姓的“心頭肉”。睢寧縣把“拔根動土”，作為鄉村振興的切入點和新動能。所謂“拔根動土”，就是借助“土地治理”，推進貧窮落后的鄉村變革。兩年時間里，借助這一舉措，推動了68.18萬畝土地的流轉，建成高標準農田58萬畝；集中建設72個新型農村居住社區，置換的宅基地復墾新增耕地2.8萬畝；全縣400個行政村，村均集體收入超25萬元；1萬名農民從家庭農耕的村民轉為了職業農民……可以說，既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也給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敢于在“土地”這個“根”上動土的睢寧，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條適合該縣的鄉村振興之路。
“動土”
變有地農民為“有產居民”
睢寧是江蘇省重點幫扶縣，經濟薄弱村53個，省定低收入人口14.38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0%。過去，農民貧、村委弱、村莊亂，土墻茅屋隨處可見，老百姓幾十年只是守著幾畝責任田“過活”，產業發展更是無從談起。
如何破解該縣在“三農”中“看不到希望”的“死局”？睢寧縣委書記賈興民說：“鄉村振興是個系統工程，不破不立，必須牽住土地治理的‘牛鼻子’，抓住這個根本才能系統解決‘三農’發展的現實問題。”
“動土”之前率先落實土地確權。很短時間內，睢寧400個村23.35萬農戶的133.33萬畝土地，全部完成確權。拿上產權證，老百姓吃了“定心丸”。從有地農民變成“有產居民”，為土地流轉在內的睢寧“土地治理”提供了群眾基礎。
該縣主要領導直接指揮，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核心力量，整合資源“辦大事”——把合作社建在基層支部里，建立了1個縣農業公司、18個鎮農業公司、400個村集體股份合作社、1萬名新型職業農民的“11841”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農戶土地入股到姓“公”的合作社有保障，老百姓信得過！
在該縣高黨集中居住區見到一位姓宋的居民，他說家里有6畝多地，現在每畝一年800元全部流轉給了集體合作社。“把地交給公家有保障也放心，現在騰出手來搞運輸，每年能多掙幾萬元。”
“從2014年我縣李集鎮開始推行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以來，到2017年12月，全縣累計完成土地流轉68.18萬畝，新增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達到18萬畝。”睢寧縣縣長朱明泉說，一場振奮人心的“鄉村巨變”已在睢寧變成現實。
產權不變，農民以地入股到村集體合作社，實現了農村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二次整合再分配，達到了適應現代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需求。“按照既定計劃，未來睢寧將實現80萬畝土地流轉的目標。”賈興民說。
集居
既增加農田又住上“別墅”
圍繞綜合“土地治理”，在解決了老百姓土地流轉增值的同時，該縣的另一項舉措也同步推進——農村集中居住社區建設。
“刮風滿村沙，下雨兩腿泥”是睢寧舊農村的真實寫照，尤其是該縣黃河故道流域，茅草房、土坯墻隨處可見，偶有兩層小樓的農戶，倒顯出幾分鶴立雞群的“突兀”。面對全縣300多個日漸破舊的散亂村莊，“鄉愁”真的讓人視之發愁。
為了加強新農村建設，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睢寧縣率先示范建設的高黨集中居住社區拔地而起。一棟棟整齊有序的灰瓦白墻聯排“小別墅”，配套齊全的道路管網、衛生室、商超、幼兒園、村史館、公園綠地，讓城里人都有些羨慕不已。
老房子換“別墅”，原本顧慮重重的百姓“爭先恐后”地響應集中居住的號召。睢寧縣魏集鎮東北部黃墩湖滯洪區新型農民聚居區湖畔槐園，更是將“槐文化”與景觀元素融合，在小區內打造“槐夢苑”“槐香苑”“槐鼎苑”三個主題景區，實現“樓在園中、路在林中、人在景中”。首批搬入新居的一位戴姓居民感嘆說，真是變化大得不敢想，原來夏天去廁所都要拿著滅蚊藥，茅房蚊子太多；現在家里和城里居民一樣，衛生間全套陶瓷潔具，一點異味兒都沒有。
兩年時間，該縣包括姚集鎮高黨社區、魏集鎮徐莊和戴莊在內的72個集中居住區陸續啟動建設，21個社區完成建設，3.6萬農民喜遷新居。
集中居住不僅讓老百姓居住條件得到了“顛覆式”提升，還給群眾帶來了產權收益。該縣國土局一位黨委委員介紹，原來農家院三間房一個院，占地1.3畝左右，如今集中居住只需要0.3畝。通過集中居住，每戶老宅基地可平均多出一畝地的復墾農田。
據悉，目前該縣72個集中區，每個集中居住區平均可新增耕地500-1000畝。按照既定計劃，“十三五”期間，該縣集中居住區數量將會超過100個，加上改造50個舊村落，可以實現新增耕地10萬畝，全縣一半的農村實現就地“城鎮化”安居。
故土未離，鄉情依舊，變化的是多出了“滿滿的幸福感”。
深耕
讓土地價值最大化凸顯
如何實現“土地治理”價值最大化，形成管理有序、集體發展、百姓得實惠的可持續發展的土地營運模式？睢寧探索了一條“自營+流轉”的發展路徑。
“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塊土地好種田”成了村級黨支部的共識，全縣400個村黨支部，已經成立了476個種植、農機等合作社，購置農機1000多臺，集體經營面積41.3萬畝，累計帶動村集體增收1億元，村均收入超25萬元。村支部真正成為推動“三農”發展的核心力量和致富“操盤手”。
土地規模化運營的價值在睢寧日益凸顯。以姚集鎮高黨村為例，該村實施新型農民社區建設后，新增耕地500畝，按照每年800元/畝的租金標準進行復墾發包，收益的60%歸集體所有，每年增加集體收入30萬元。
因地制宜，規模效益日益凸顯。雙溝鎮紀灣村集體土地股份合作社流轉經營土地2000余畝，每年可為集體創收20萬元。李集鎮柳圩村光伏發電項目年增收10萬元左右；魏集鎮萬畝稻蟹養殖，每畝產出達1萬元；官山鎮龍山社區流轉400畝，年增收28萬元左右……“一村一策”、規模農業模式下的睢寧農村，已是“百花齊放，花香滿園”。
土地流轉后，農民可選擇就近務工或自主創業，在取得土地帶來的財產性收入外，又獲得了工資性或經營性收入，實現了土地、務工雙收入。同時，村委會在保障農民土地流轉租金和農業補貼收益外，還根據合作社的收益情況，實施“二次分紅”，老百姓享受到了更多的土地收益。
在自營規模化耕作的同時，睢寧以更高的視野，變換思維實現土地的價值倍增。該縣充分利用國土資源部對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增減掛鉤結余指標可以在省內調劑使用的政策，復墾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在滿足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已與蘇南發達地區達成節余指標的調劑，獲取資金用于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農民新型集中居住區建設和精準扶貧工作，極大地緩解了該縣“三農”發展的資金壓力。
“睢寧是江蘇經濟薄弱的縣區之一，在鄉村振興的發展探索中，以土地治理制度綜合改革為牽引，充分利用國家和省委的支持政策，結合自身實際，以‘系統思維’促進‘三農’的協調發展，取得了一些實際效果。”賈興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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