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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難卻鄉音


    鄉音是故鄉的聲音,所有的人無不是在鄉音中啟蒙,伴著鄉音長大,鄉音是人們的文化臍帶,媽媽用它來唱搖籃曲,教孩子牙牙學語。所以,鄉音屬于人的根脈一類,這就是許多外出遠游的人一聽見鄉音,頓時淚流滿面、不能自持的原因。那是一種滲進血里骨里的記憶,是一個人永恒的精神烙印,是真正的最能表達情感的載體。
    我在陜西長大,祖籍是河南。小時候,在我們居住的鐵路家屬院,絕大多數是河南人,一張嘴全是一個音,一個味,父輩們那一代在河南土生土長,當然能聽來哪是洛陽話,哪是開封話,什么豫東豫西黃河南北,十里九不同。
    河南話是我的鄉音。
    那時候,生活圈子很小,既就坐過幾次火車回鄭州老家,沿途也都是河南話。陜西人曾調侃河南人是“河南擔”,意即挑著擔子逃荒。由此還誕生了新的民謠,“隴海線,三千八百站,站站都有河南擔!”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河南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通行語言,以至于偶然聽到陜西話,還以為見到了異類。直到上了學,才知道,還有普通話,那才是正經八百的中國通行語言,還有其他各地的方言。
    漸次長大,河南話一直伴隨著我,因為,我居住的城市,長長的街市,百里煤海,溝溝岔岔,河南人起碼占了一半。那時候,銅川、寶雞、咸陽以及西安解放路道北一帶,河南話是通行的市井語言,既就是其他省籍人,他們的后代,在這個環境里生長,也是一口順溜的河南話。曾有人開玩笑說,那些年不會說河南話,你都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在社會上混。
    河南人在陜西究竟有多少,有一個不精確的統計,銅川大約占總人口三分之一,寶雞占總人口二分之一,西安主要集中在解放路向北一帶,大約有幾十萬人。
    現代歷史上河南人往陜西大規模地遷徙有三次,主要是沿著鐵路線流動。第一次是1938年抗戰時期黃河花園口決口后,河南被淹的災民逃離,大概有180多萬人,順著鐵路線一直往西走,很多人到了陜西;第二次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夏秋兩季糧食絕收。又遇蝗災,有300萬河南人扒著火車攜家帶口西出潼關到了陜西,電影《1942》詳細再現了這個苦難歷程;第三次是1949年以后,新中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一大批又一批的河南人坐著火車來到陜西的煤礦、紡織廠等各行各業的單位工作,前前后后,合起來也有好幾十萬人。
    西安市人口1934年僅為124645人,而1947年則達到547450人,就是大批河南人涌入之故。
    《銅川市志》記載:1942年銅川人口54889人,1949年就增至94998人,到了1964年成了236300人,1970年300000人,且城鎮人口比例達到了百分之七十。
    河南人在陜西安家落戶,繁衍子女,那些年家家戶戶普遍五六個孩子,老老少少合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現在陜西省流行的河南話早已經不是純粹的河南話了,沒有了什么豫東豫西鄭州洛陽這些地域的差別,就是一種河南普通話。
    對于老一代來說,鄉土鄉音是一種家鄉的戀情,情感的寄托。他們的口音永遠不變,嘴里蹦出來的,經常是已經消失了的連他們的后代也聽不懂的老家的土音。
    對于年輕一代,就是一種地域根脈的聯系,一種血緣依稀的印跡殘存,一種對故土的回望和尊重。他們和父母在一起或者在河南人圈子里說的是河南話,而在外面更廣大的區域,基本上都說普通話,陜西話。
    實事求是講,曾幾何時,占陜西人口眾多的河南人在陜西人的眼里形象并不好,尤其上個世紀,中國人普遍居住條件差,逃荒的河南人居住環境尤甚,他們從茅草庵土坯房起步,幾十戶上百戶用一個水龍頭,用一個廁所,擁擠不堪,污水橫流,蚊蠅亂飛。打架斗毆、偷雞摸狗的事兒屢見不鮮。
    在這個區域里,是河南話的一統天下。
    人微言輕,人窮語賤,很長時間,河南話被認為“土”“粗俗”“野蠻”。
    貧困的正效應是第一位的,那就是河南人的拼搏奮斗。他們憑著手藝或者憑著力氣去唱曲賣藝,扛活拉車,修腳搓背,拾破爛,下煤窯,艱難度日。一切陜西人不愿做懶得去做而生活中又少不了的行當,河南人都去做。原因當然顯而易見,河南人為有口飯吃,沒有條件選擇生活。

    其實,河南話被人輕賤并非與生俱來,上溯百年,河南話還是一種時尚語言。清末民初,河南人袁世凱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北京的上流圈子,就以會說河南話為榮,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館》里,就有這樣帶幾分羨慕的贊美河南話的臺詞:“人家不說好(三聲),人家說好(一聲)”。
    所謂的“土”“粗俗”“野蠻”當然是一種偏見。河南話中有些實際上還是很雅的古語,可以在古詩文中尋覓到它的蹤影。譬如“幌子”,本意是指掛在店鋪外,用來招攬顧客的招牌。金瓶梅中第十八回就有:“朱紅小柜,油漆牌面,吊看幌子,甚是熱鬧。”“幌子”高大醒目,河南人形容某人個子大,稱為“那么大個幌子”。還有河南人愛說“噫”,表示驚訝或感嘆,古文中就大量出現,譬如梁鴻《五噫歌》“民之劬勞兮!噫!”。
    現在最早的有關河南地區的語言記錄便是《詩經》,《詩經》代表了先秦時代通用的語言“雅言”,也就是那個時代洛陽一帶的方言;唐代標準語便是以當時洛陽、長安兩京的方言為基礎的;北宋定都開封,洛陽為西京,開封洛陽的語言為全國的通行語。
    歷史上,河南人來到陜西,是堂堂正正地來的,是以導師或者文化使者的身份來的。河南話曾是一種尊重的語言,代表先進的文化。
    著名的文化學者商子雍曾說過,有三個河南人,在陜西把事干成了。
    這三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老子,一個是玄奘。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被尊奉為“中華始祖”,河南新鄭人,黃帝在位期間,播百谷草木,大力發展生產,始制衣冠,建造舟車,發明指南車,定算數,制音律,創醫學等,并因首先統一中華民族的偉績而載入史冊。他的許多業績是在陜西完成的。因此,升天以后,就葬在陜西的橋山。
    老子是我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為教祖,河南鹿邑人。老子年近80歲時,辭官不做,騎著一頭青牛,離開了洛陽向西來到陜西周至的樓觀臺。老子在樓觀臺完成了“道德之經五千言”,對自己的道學觀點進行了總結,并繼而在此講經授徒。老子的《道德經》博大精深,在中國千古流傳,至今仍被人們頂禮膜拜。
    玄奘俗姓陳,名袆,河南偃師人,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游記》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玄奘到天竺取經,歷盡千辛萬苦,學習了近二十年,最后回到了長安,并同時帶回了657部佛經,玄奘先在西安的大雁塔后在銅川的玉華宮譯經十九年,最后圓寂于玉華宮。玄奘大師留給后人的是“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的玄奘精神,被魯迅先生譽為“中國脊梁”。
    河南人在陜西把事干成的,當然不止這三個人。
    北宋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張載,祖上是河南開封人,小時候父親死于涪州官任上,于是僑居在現在的陜西眉縣橫渠鄉,被人稱為“橫渠先生”。張載是關學學派的創始人,曾留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四句言簡意宏、擲地有聲的名言,被馮友蘭先生尊為“橫渠四句”,被馬一浮先生尊為“橫渠四句教”,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在講話中引用。
    秦王掃六合,中華民族由此走上大一統,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也有四個河南人。
    頭一個是商鞅,河南濮陽人。商鞅從衛到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輔佐秦孝公對秦國進行了變法,秦國由此走上強盛。
    第二個是尉繚,河南開封人,是中國兵家四圣之一,曾著有軍事著作《尉繚子》,尉繚來到秦國,被拜為秦國國尉,用自己的軍事思想對秦國軍隊進行了整頓治理,為秦國統一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第三個是呂不韋,河南安陽人,呂不韋是一個政治商人,幫助落魄的秦國王子嬴異人回秦即位,即秦莊襄王,自己也被拜為丞相。執政時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方面為秦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個是李斯,河南上蔡縣人。李斯早年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后來到秦國發展,一步步贏得嬴政的信任,向秦王獻上離間各國君臣的計策,提出了“滅韓,以鞏它國”的主張。李斯在幫助嬴政廢分封,設郡縣,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方面,居功至偉,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可以想見,當那些風格各異的河南話或策劃于密室,或高亢于疆場,或娓娓道來,或激情四射時,該是怎樣的一種盎然意氣、恢弘景象。
    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河南人喜歡說“中”。“中”是河南話的精髓,意喻“好”“肯定”。中字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代表不偏、中正的意思,也表示一種人生處世的態度。河南人認為“中”是一種文化認可,是一個地域性的人文歷史傳承。這個“地域”,就是華夏人文歷史上最早的“中國”。“中國”之名,來源于上古時期三皇五帝“中央之國”的簡稱。“中原”是“中國”人文歷史的傳承地,是現代中國人文歷史的核心地區和發源地。
    歷史上河南人的文化自信就來源于此。
    還有一個“美”字。河南人把一切舒服的愜意的都稱為“美”,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老美”。美既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種主觀想象,是一種高度的精神追求。河南人說“美”是從黃帝那里批發來的。美字從羊從大。“羊”意為“馴順”,“大”意為“國土遼闊”。“羊”與“大”聯合起來表示“國土遼闊、人民馴順”,這是統治者的愿望;而老百姓的美就是有肉吃,有土地,這是理想的生活狀態。
    環視中國,能把地方語言一個字解釋和闡發到歷史人文高度的,也只有河南人。

    近代,也有三個河南人予陜西影響甚深。
    張鳳翙,原籍河南沁陽縣。1881年生人,在陜西陸軍武備學堂畢業后赴日本振武學校兵科學習,在東京加入同盟會。
    張鳳翙1909年回到西安,武昌起義后,他與錢鼎、張鈁等發動西安起義,被推為臨時總指揮。1911年11月陜西軍政府成立,張鳳翙為“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兼民政長(省長),12月被南京臨時政府正式任命為大都督。1912年8月,被北洋政府任命為陜西都督。
    張鳳翙最大的功績是助力推動創辦了西北第一所大學———西北大學。張鳳翙認為創辦西北大學,“關系于現時建設”、“關系將來之建設”和“關系于外部之防御”。因此他以原陜西法政學堂為基礎,將三秦公學、陜西農業學堂、陜西實業學堂、陜西高等學校等校并入,設大學預科和法、文、商、農各專科。
    西北大學在1912年正式開辦,中國名校,海內外華人世界里,無人不知。一百多年來,為陜西,為西北,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
    張坊,河南新安人;1902年到陜西;1904年后入陜西陸軍小學堂、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科學習,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春畢業后入軍旅,成為陜西新軍中主要領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任秦隴復漢軍東路征討大都督;后任陜軍第二鎮統制、師長,參加護國運動。張坊主要成就一是參與西安起義,二是抗戰期間組織賑濟河南災民。
    陜西人至今還津津樂道張坊的一些事跡。賑濟時,張坊安排支起大鍋熬粥,災民餓急了,一擁而上,張坊一口河南話讓人親切:娃子乖,慢點,多著哩,還有……
    最臭名昭著的是曾任陜西省省長的河南鞏義人劉鎮華。劉鎮華1908年加入了同盟會,在豫西一帶從事反清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后,曾任陜西督軍兼省長。
    陜西任職期間,劉鎮華用了不少河南子弟,一時間,各個機關衙門,到處充斥著河南話。
    1926年,劉鎮華收羅鎮嵩軍殘部和豫西土匪,號稱十萬兵馬,奉吳佩孚之命,進攻陜西,企圖重溫土皇帝舊夢。著名的“二虎守長安”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楊虎城時任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師長,李虎臣時任陜西軍務督辦,他們二人殊死堅守西安,前后長達八九個月之久。其間,餓、病、凍、戰死的軍民有五萬多人。西安解圍之后,西安市民追悼在此次守城之戰中死難的軍民。楊虎城將軍含悲手書一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滿三秦,怨滿三秦。
    劉鎮華給陜西人帶來了深深的傷害,由此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河南和陜西的淵源,當然是有原因的。從文化上,一條黃河把兩個省連在了一起,周秦漢唐,兩省密不可分,西周東周,西漢東漢,大唐近三百年,洛陽作為陪都,和長安來來往往;從地理上,緊緊挨著。尤其1934年底隴海鐵路的修通,使兩省聯系更為緊密。抗日時期,西安屬于大后方,八百里秦川,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西安作為西北最大的城市,生產和生活資源豐富,易于生存。
    歷史一去不復返,終歸只活躍在書本里,活躍在歷史學家的研討之中。河南人留給陜西最直接印象的,是現代河南人的所作所為,是那一口濃濃的帶有中原氣息的河南話。
    現代河南人來到陜西,除了貧窮、除了乞討,還有辛勤,苦干,堅忍,他們中不乏出類拔萃者。他們為陜西的建設,為共和國的建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從廣義上講,他們代表陜西,也代表河南。
    譬如英年早逝的趙夢桃,河南中牟人,因花園口大水,逃荒至洛陽,后參加工作在咸陽西北國棉一廠當細紗擋車工,她進廠11年,年年超額完成生產計劃,42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她身體不好,但只有一個信念,就是“好好干,下苦干,老實干”;她不但自己是先進,而且帶領整個小組成為先進。在她的影響和帶動下,“人人當先進,個個爭勞模”蔚然成風。她也因此被選為中共八大代表,兩次被授予全國先進生產者榮譽稱號。
    趙夢桃死后,陜西著名的散文作家魏鋼焰含淚為她寫出了名噪一時的報告文學《紅桃是怎樣開的》,三秦大地,一時震動;
    譬如吳桂賢,河南鞏縣人;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1年,吳桂賢進陜西咸陽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后任全國紡織先進集體“趙夢桃小組”黨小組組長,連續多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曾當選為全國紡織系統的勞動模范。
    吳桂賢是共和國的第一位由工人而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女工人,不言絕后,絕屬空前,注定,要被寫入當代中國的歷史;
    譬如河南密縣人張金聚,銅川煤礦工人,全國二屆三屆人大代表,十三次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成為一代又一代煤礦人的驕傲和美談。
    一個工人,如此大密度、高頻率的見到最高領袖,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絕屬鳳毛麟角;
    譬如河南鞏縣人馮玉萍,全國勞動模范,為了搶救井下的礦工兄弟,奮力關住著火的壓風機閘門時,不幸被大火燒了雙手,耳朵、鼻子,留下了永遠的傷痛,成了殘疾人……
    有一張照片,周恩來總理接見馮玉萍,陪伴在旁邊的,是“鐵人”王進喜。王進喜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工人的先進典型,與王進喜同列,可見馮玉萍在那個特定歲月里的分量之重;
    譬如河南省淅川縣人郭秀明,用生命譜寫了一曲當代共產黨人可歌可泣的創業之歌、奉獻之歌。他被譽為新時期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脊梁,農村黨支部書記的一面旗幟。
    郭秀明有大胸襟,曾抒壯志:為干一件大事而來,為干一件大事而去。
    郭秀明11歲來到陜西,久居鄉村,河南話已經淡去。而馮玉萍生活在河南人集中的煤礦,多年鄉音不改,曾經在一個場合,我聽到過馮玉萍的一次講話,她反復念叨:其實,我沒干啥。當那樸實的河南話從那略微變形的嘴里發出時,不由得令人濕了眼眶。
    上述僅僅是數百萬在陜西的河南人的一部分,是河南人的優秀代表,他們身上共同體現出一種精神。如今,陜西加速發展,人們大力提倡“浙商精神”。“浙商精神”的核心就是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和敢為人先的思變精神。實際上,河南人早就把這樣一種精神融入到陜西的血脈之中。
    扯起這個話題,有陜西人說,當年,趙宋王朝南逃時,許多達官貴人同行,還裹挾帶走了河南的大批能工巧匠。如今的許多浙江人,就是河南人的后裔。
    事物當然不能這么簡單的類比,但無論如何,它是如今陜西人對河南人的一種肯定。

    八十多年前,鐵路線就像河道,河南的逃荒者討生活者就是奔涌的潮水。
    隴海鐵路通車后,西安火車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沒有人煙,逃難的人流就搭棚子住了下來。如今,這地方叫大明宮地區,街道寬敞,高樓林立。西安火車站的新規劃已經開始實施,附近的民樂園地區以及太華路形成了繁茂的商業區。
    隴海鐵路往西通到寶雞,河南的難民潮水般沿鐵路流到此處,大多就居住下來了,在鐵路邊賣煤賣炭,是好多能吃苦的河南人的首選。后來鐵路旁邊的這條街就叫炭市街了。還有一條布市街,是河南裁縫們做生意的地方;
    如今,這地方也是街道寬敞,高樓林立。一條渭河穿城而過,綠樹成蔭,寶雞已是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咸銅鐵路是隴海鐵路的支線,一路向北,難民潮流到銅川,則沿山沿溝挖掘窯洞,搭茅草庵,銅川幾條溝諸如狼溝、老虎溝、小河溝等擠滿了人;
    如今,這地方同樣街道寬敞,高樓林立。銅川因煤而市,十里長街舊貌換新顏,河南人從無到有,在創造自己家園的同時也參與創造了他們居住的城市。
    潮水是一種比喻,潮水過后,是亂石灘,是遍地的垃圾;清理了垃圾,改造了亂石灘,就會是湖水盈盈,碧映藍天。
    河南人到陜西,不惟改變了陜西,也改變了自己,新一代河南人中,不乏作家、記者,教授、藝術家、白領、公務員、企業家等。
    當人們在胡辣湯、水煎包等小吃的攤子吃著早餐時,河南話在人群中漂浮著,抑揚頓挫,此起彼伏,人們是否意識到,河南話如同這流行的早餐一樣,也成了陜西的一部分了呢。
    還有河南豫劇在陜西發揚光大,陜西關中各地,都有豫劇團。
    豫劇最早什么時候躋身陜西,說法不一,但大規模來到陜西,毫無疑問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后。
    曾有人說,在陜西的幾個城市,可以沒有秦腔,但絕對不能沒有豫劇。
    河南人高興時聽它,唱它,難受時聽它,唱它;思鄉時也聽它,唱它。許多老一輩河南人聽收音機、看電視,固定不變的常常是河南臺的豫劇節目。
    那是真正的河南聲音,伴隨河南人一路走來,是幾百萬遠離故土河南人的精神家園。
    1951年,共和國之初,銅川煤礦的大規模建設剛剛拉開序幕,著名豫劇演員崔藍田之妹崔蘭玉在西安組建豫聲劇社,到銅川演出盛況空前,受到歡迎。在一片河南人的鼓噪聲中,銅川政府拍板,與劇社協商,接收改建為紅星劇團,后更名為銅川市豫劇團。
    那時,銅川還沒有秦劇團。
    1958年時,西安鐵路局也成立了一家豫劇團,盡管存在時間很短,但也說明了豫劇在一個以河南人為主的單位的深入人心。

    時間在不經意的流動中,慢慢凝固成歷史。一瞬間,百年滄桑。
    無疑,當代幾百萬河南人的入秦,于河南,于陜西,都是一件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大事件。
    它是一種文化的漫洇,不知不覺中,改變或者更新了陜西的面貌。這種面貌,包括文化地理的,包括人文生態的,也包括精神觀念的。
    僅僅就語言上,毫不夸張,某種程度上,河南話也成了陜西語言的一部分,河南豫劇被許多陜西人接受,成了他們的所愛之一。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天,河南某豫劇團由馬金鳳領銜,到銅川演出。那時,父母還活著,我為他們買了兩張票,曲目是《穆桂英掛帥》。看完戲,父母第二天都激動著,父親說:到底是馬金鳳,那戲,真中。母親說:連此地人(陜西人)都來看戲,一張嘴都是此地話。
    那天晚上,我散步順便到劇場轉了一圈,黑壓壓一片自行車。散場時,陜西話“瞭的太”和河南話“美得很”交織著,儼然一道別致的文化風景。
    2016年,銅川市王益區出了一本書,《天南地北王益人》,我作為生于銅川長于銅川的王益人,也應邀入選。從理性上,我認同我是陜西人,因為,陜西給我的太多太多。
    我的父親是2008年去世的,為他辦喪事的時候,來了幾個老鄰居,我們原來居住的家屬院早已拆遷,鄰居四零八落。老鄰居見面,有說不完的話。他們說,我們原來家屬院的誰誰早走了,誰誰這幾年去世了。
    一片兒時聽熟了的河南話,溫馨而又親切。
    我母親2014年去世時,那幾個老鄰居也已經不在了。
    他們是一代人,是一棵棵從河南移來栽種在陜西土地上的樹,曾經蔥綠過,茁壯過,但誰也抗逆不了歲月,春風秋雨,暑往寒來,他們紛紛凋零了。他們留給這個世界的,除了雙手的創造,一堆兒孫,再就是那一口濃濃的鄉音。
    無論如何,鄉音難卻,它是所有離豫來陜河南人永遠不滅的故土印痕。
    這篇文章結尾時,換腦子,打開電視,十分巧合,竟然是馬金鳳的《穆桂英掛帥》:轅門外那三聲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來我保國臣……高亢,嘹亮,舒展。那一瞬間,突然想起了父母的聲音,竟熱淚盈眶。(劉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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