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王堯：我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
王堯是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兼作協主席。多年來，王堯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學術論著有《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中國當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對話錄》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新人文對話錄”叢書和“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等，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之文學評論家獎、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另出版散文隨筆集《錯落的時空》《詢問美文》《脫去文化的外套》等。
12日上午，雨后的蘇州大學本部校區靜謐秀美。剛剛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王堯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王堯出現在校園里，一如往昔般儒雅、謙和，他說，得了魯迅文學“獎，我仍然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
在王堯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讓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有了參照，而理想、抱負、責任等則是這一代人的關鍵詞。他始終認為，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與獲得什么榮譽沒有太大的關系。獲獎了，來自“外界的期待可能會多些，我想，我會一直努力。”王堯說。
獲獎文章創作時間長達兩年，重讀汪曾祺就是想進行新的闡釋
在《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一文中，王堯這樣寫道：“如果從宏觀著眼，我以為汪曾祺的意義，首先在以自己的方式銜接了文學的‘舊傳統’和‘新傳統’，于‘斷裂’之處聯系了‘文學遺產’，汪曾祺在語言、問題等方面的建樹，與現實語境、文學潮流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從而和其他當代作家相區別;汪曾祺保留了已經離我們遠去的‘士大夫’特質，其個人生活方式對創作亦產生了重要影響;汪曾祺對傳統的理解、選擇和轉換，對如何建立當代文學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啟示性。我想在這樣的思路和方法中重讀汪曾祺，并討論涉及的當代文學的相關問題。”這段文字足可見獲獎文章視角獨特、筆力豐厚、學術價值高，王堯透露，《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他前后的創作時間長達兩年。
王堯介紹，他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當代文學史，也做文學批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寫《中國當代散文史》時，他第一次把汪曾祺作為散文家看待，專門寫了一章。那時大家對汪曾祺界定的主要身份是小說家。最近這幾年，王堯對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作家進行了再解讀，汪曾祺是他重讀的作家之一。關于汪曾祺的研究有許多優秀的成果，但在王堯的閱讀和研究中，他覺得汪曾祺的創作還有很大的闡釋空間。“所謂重讀，就是想作出新的闡釋，試圖更貼近汪曾祺和汪曾祺的文本。我的基本思路是，將汪曾祺和汪曾祺的創作置于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內在脈絡中加以考察。”王堯表示。去年下半年，這篇獲獎的文章在王堯赴國外參加學術會議期間就定稿了，而為了精益求精，王堯帶了10多本書跟著自己飛行，一有空當就對文章進行修訂。
當代蘇州的成就不僅在經濟也在文化，文化建設要無愧后人和時代
王堯是卓有成績的學者，在學校也長期擔任行政職務，同時還擔任不少社會職務，是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蘇州市文聯主席、作家協會主席。在他看來，在校外也一直兼任一些職務，雖然辛苦但讓他有機會在學校圍墻外看社會、看世界。在王堯心中，蘇州是一個文化蘇州，在幾千年的累積、發展、回退、修復中鑄就，物質的、制度的和心理的各個層面的文化逐漸凝固成文化蘇州。
“許多年前，我負笈南下進入蘇州城時，我瞬間的感覺和后來很長時間內的認識是，這座傳說中的古城，就像幾個拼貼在一起的小鎮，但在逐漸融入這座城市后，我才體會到它的博大精深。”王堯說。對于博大精深，王堯這樣解讀：所謂博大，不僅指蘇州時間上的連續性在國內罕見，而且它在有限的空間中騰挪出無限的天空，在狹小中獲得了遼闊。所謂精深，既是底蘊深厚的文化、精雕細琢的藝術，也是日復一日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包含了人性的特點、世俗的炊煙、語言的修辭、小橋的堆砌、墻瓦的顏色、衣服的邊款、頭巾的顏色、面湯的紅白、菜場的叫賣、戲臺的唱腔、書店的新舊和文人的秉性等。王堯認為，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蘇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在“現代”與“傳統”之間往返而呈現新的氣象，蘇州是傳統與現代的“雙面繡”已經成為經典的表述。當這樣的比喻生成時，“文化蘇州”便躍然于一城兩翼之上。王堯認為，當代蘇州的成就不僅在經濟，也在文化。以文學藝術而言，有一批優秀的文藝家。文化建設是需要累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要無愧與古人和時代。
如果對作家的作品沒有感覺就不會寫文章，優秀的作家也不喜歡別人庸俗地吹捧他
王堯在文化評論界享有盛譽。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國內知名媒體請文學評論家對此發聲的時候就采訪了他。對此，王堯表示，由于專業的特點和自己的性情脾氣，他和很多作家有比較多的交往，而與作家有一定的、適度的交往也是當代文學評論的一個特點。文學評論家是研究作家文本的，知人論世或許更有利于對文本的理解，但在對文本作價值判斷時，則需要超出友誼。否則，文學批評就庸俗化了。“我如果對作品沒有感覺，我就不會寫文章。一個優秀的作家也不喜歡別人庸俗地吹捧他。如果說批評家和作家是一種對話關系，那么這種關系是建立在對文字、文學敬畏和信仰的基礎上的。”王堯說。此外，他還透露，自己從這些作家朋友身上也學到許多東西。作家們讀書都很多，對文學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而優秀的作家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對文學評論家而言是一個參照。
“就像所有人那樣，我們也經常在一起聚會，抽煙喝茶小酌，海闊天空。個人遇到什么難題，也會征求朋友的意見。”王堯說。他表示，在交流中比較多的會說到寫作中的困惑，說到存在的問題。即使是那些優秀的作家，也是常人，一樣有酸甜苦辣，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問題。王堯介紹，和作家朋友的往來最早是從他主持“小說家講壇”開始的，后來他又主編了“新人文對話錄”叢書，包括《莫言王堯對話錄》等。最近，王堯寫了一個小的系列叫“文壇邊緣記”，專門談他和一些作家的交往。
說起莫言，王堯表示有一件事令他很感動。某次開會時，莫言想起王堯曾經請他題字“三槐堂”，便說回家寫好后讓女兒笑笑送過來。隔天王堯就拿到了這幅字。王堯和閻連科也時常見面，經常聊天。去年11月，閻連科從香港回到北京，王堯給他發了自己準備在2018年《收獲》上刊發的專欄文章第一篇。隔了一天，閻連科發來微信說：“你要把這次寫作看成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寫作之一。”
業余時間愛寫字、愛做菜，寫字是文人的存在方式而做菜則是生活美學
王堯在業余時間愛寫字也愛做菜。受父親的影響，王堯從小就喜歡寫毛筆字，上大學之前，村莊的多數人家的春聯都是王堯寫的。上大學后王堯幾乎不怎么用毛筆了。在他看來，書法是一種文化，寫字是文人的存在方式，寫字是理解世界表達世界的一種方式。由字體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修養、心境、趣味。雖然在網絡時代，書寫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王堯不太贊成文科老師講課時完全使用ppt，他認為用筆書寫太重要了。“我喜歡在黑板上板書。”王堯說。王堯還比較喜歡做菜，也喜歡別人夸他菜做得好。“做菜是生活美學。我熟悉的很多文人朋友都有這樣的愛好。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輩跟我說，不喜歡美食，就不能寫好美文。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王堯表示。
在蘇州大學，王堯授課多年，聽他講過課的學生都感覺這個老師文采斐然、詼諧幽默。對此，王堯透露，自己是個比較放松的人。以前住集體宿舍，大家都在盥洗室洗菜、洗衣服什么的，如果沒有什么笑聲，就會有人問王堯是不是出差了。王堯說，林語堂談幽默的文章大家都讀過，幽默是一種智慧，而不是刻意地修辭。“我最近在寫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文人，我們的文字表達和語言表達和他們相去太遠。我沒有想過詼諧幽默是不是理想文人的特質，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有個性的文人都詼諧幽默。我在談論汪曾祺的這篇文章中，有一節就是談文人的個人生活的。文人要有性情、趣味、好玩，現在我們缺失些。”王堯表示。
獲魯迅文學獎，在王堯看來當然很榮幸，同時，他又覺得自己對文學和文化的貢獻太微薄了。“在這個時候，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意識到自己作為文學研究工作者的責任。我要重復我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個人不能放大自己，縮小世界。”王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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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州大學，王堯授課多年，聽他講過課的學生都感覺這個老師文采斐然、詼諧幽默。對此，王堯透露，自己是個比較放松的人。以前住集體宿舍，大家都在盥洗室洗菜、洗衣服什么的，如果沒有什么笑聲，就會有人問王堯是不是出差了。王堯說，林語堂談幽默的文章大家都讀過，幽默是一種智慧，而不是刻意地修辭。“我最近在寫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文人，我們的文字表達和語言表達和他們相去太遠。我沒有想過詼諧幽默是不是理想文人的特質，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有個性的文人都詼諧幽默。我在談論汪曾祺的這篇文章中，有一節就是談文人的個人生活的。文人要有性情、趣味、好玩，現在我們缺失些。”王堯表示。
獲魯迅文學獎，在王堯看來當然很榮幸，同時，他又覺得自己對文學和文化的貢獻太微薄了。“在這個時候，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不足，意識到自己作為文學研究工作者的責任。我要重復我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個人不能放大自己，縮小世界。”王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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